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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方和切脉:红楼庸医札记两则

作者  李宝山

诸联《红楼评梦》中说:“作者无所不知,上自诗词文赋,琴理书趣,下至医卜星相,弹棋唱曲,叶戏陆博诸杂技,言来悉中肯棨。想八斗之才,又被曹家独得。”(一粟编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,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117页)王希廉《红楼梦总评》亦说:“一部书中……技艺则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,及匠作构造、栽种花果、畜养禽鱼、针黹烹调,巨细无遗。”(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,第149页)他们两人对《红楼梦》描写之宏富所作出的论述,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“医”字。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医事,各类研究已经蔚为大观,专著有如胡献国、胡爱萍编著的《看红楼说中医》(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),陈存仁、宋淇著的《红楼梦人物医事考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);论文有如邵康蔚《〈红楼梦〉对医学的贡献》(载于《红楼梦学刊》2000年第3期),周少林《从〈红楼梦〉冷香丸谈中医辨证论治》(载于《四川中医》2009年第3期);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本文的两则札记,是自恃心里有一点儿零散的中医学知识,便欲通过爬梳《红楼梦》文本,略谈关于书中“庸医”的问题,知之则论,不知则不论——若有强不知以为知的地方,还望专家和读者指正。

一、处方

第五十一回“胡庸医乱用虎狼药”(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,下同不注),晴雯受了凉后小病了一场,按胡庸医的说法,即是“外感内滞,近日时气不好,竟算是个小伤寒”。胡庸医针对病症开出的处方,“宝玉看时,上面有紫苏、桔梗、防风、荆芥等药,后面又有枳实、麻黄”。这个方子让宝玉连骂“该死,该死”,因为“他(胡庸医)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”,“凭他(晴雯)有什么内滞,这枳实、麻黄如何禁得”。枳实和麻黄两味药,为什么贾宝玉认为晴雯受不了呢?明代医家龚廷贤所撰的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“麻黄”条云:“麻黄味辛,解表出汗,身热头痛,风寒发散。”(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教研室编《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版,第103页)一个“散”字,大致可以概括麻黄功用的性质。“枳实”条云:“枳实味苦,消食除痞,破积化痰,冲墙倒壁。”(《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》,第119页)歌诀中“冲墙倒壁”的说法,则是形容枳实有较大的行气破瘀的作用。两味药一散一破,而且药力都比较大,所以药书向来嘱咐体虚多汗、脾胃虚弱者慎用。正如李广柏所言:“第五十一回,批评‘胡庸医’乱用虎狼药,说女孩子不能用麻黄、枳实,这是很有见地的。麻黄发汗作用较强,枳实破气‘性酷而速’,一般应该慎用。曹雪芹在这里写宝玉对女孩子们的体贴,顺带也批评了‘胡来’的庸医,表达了对用药的见解。”(李广柏《谁懂红楼梦》,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,第176页)

况且那枳实性寒,寒凉药物在给女性和小孩的处方中应该更加谨慎地使用。可供参证的一个例子,是晚清绵阳红学家孙桐生长子孙知让的死。据孙桐生自编《生平大事记》(抄本,现藏绵阳市图书馆)记载可知,孙知让生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七月,死于道光二十六年(1846),虚岁也只有三岁。孙桐生对此事的记载里充满了对儿子的痛惜和对庸医的痛恨:“子知让因麻疹后误服冯医凉剂太多,遂至命门火败,元气大亏,驯至不起。儿慧甚,先慈与内人珍爱如宝,至此一恸几绝。悔为庸医所误,予始购药书,穷医理,凡家中人口患病者,延医诊治外,仍详查病源,核对药性,以后遂少贻误。”孙桐生因丧子而始读医书已是二十三岁(虚岁)的事情了,在这之前,他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四书、对联、时文、试帖诗及古文、唐诗各种——如果他能像贾宝玉那样早一些“杂学旁收”,或许他的儿子就会逃过被庸医所杀的劫难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孙知让是因“误服冯医凉剂太多”而丧命,可与贾宝玉反对给晴雯用性寒的枳实互相参看。

后来王太医重新为晴雯“诊了脉后,说的病症与前相仿,只是方子上果没有枳实、麻黄等药,倒有当归、陈皮、白芍等,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”,不仅去除了贾宝玉认为的“虎狼药”,还把分量减轻了,所以宝玉喜道:“这才是女儿们的药,虽然疏散,也不可太过。”用药之道,掌握好药性是一方面,调度好用量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。针对用量,中医学家蒲辅周有着如下的经验之谈:“用药剂量不宜大,我年轻时,读叶天士《临证指南》,看到他用药甚轻,多年后,才理解,人病了,胃气本来就差,药多了加重其负担,反而影响吸收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”(中医研究院编《蒲辅周医疗经验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版,第34页)虽然无法得知王太医给晴雯所开药物的具体剂量,但我们可以反观第十回张太医给秦可卿重症开的药方,就会发现基本上都是轻剂量,比如炙甘草八分(约2.5g),川芎钱半(约4.6875g),人参二钱(约6.25g),云苓三钱(约9.375g),用量最多的熟地也才四钱(约12.5g)。这与目下的众多处方上15g、20g、30g触目即是相比,确实有着剂量较轻的鲜明特色。而胡庸医处方的剂量,虽也不知其具体数值,但从宝玉的反应和王太医的改动来看,或许真的重得不太合适。

二、切脉

陈诏《红楼梦小考》中亦有“庸医”条目,针对“胡庸医乱用虎狼药”写有按语道:“封建社会,男女大防,礼法森严,特别是富贵之家清规戒律尤多。所以妇女治病,医者只能搏脉,不能察言观色,更不能作全身检查。这样,当然无法正确诊断,以至盲目投药,致死人命。清代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六十四《李无垢传》中写道:‘且夫医难矣,医妇人尤难。目不辨病者之色,耳不审病者之声,止凭方寸之脉,分阴阳,决生死,而庸医乃敢自信,可怪也。’《红楼梦》中写胡庸医为晴雯治病,还不知病者是位爷,是位小姐,真是写得入木三分。”(陈诏《红楼梦小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166-167页)

中医主张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,综合判断病人的病情。“目不辨病者之色,耳不审病者之声,止凭方寸之脉,分阴阳,决生死”,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。《中医临证备要》中说:“四诊是中医的诊断方法,必须互相结合,尤其应与证状结合,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,都是不恰当的。”(秦伯未等《中医临证备要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,第254页)蒲辅周说:“脉之变化是中医辨证的重要依据之一,对分辨疾病的原因,推测疾病的变化,识别寒热虚实的真假,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。但必须与望、闻、问互相参照,不能把切脉神秘化,以切脉代替四诊,盲目夸大其诊断意义。”(《蒲辅周医疗经验》,第13页)余新《中医是怎样看病的?》一文也强调:“切脉并不神奇,一定不要将之神化,它仅仅是‘四诊’之一,而且古人并没有把它放在首位。单靠切脉就能正确诊断,很少人能达到如此境界,多半也有玄虚的成分在里面。”(见陈仁寿主编《青囊》第一期,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版,第126页)

陈诏《红楼梦小考》里所提到的“封建社会,男女大防,礼法森严”,其实只是医生们“止凭方寸之脉,分阴阳,决生死”的一方面原因。胡庸医是仅凭切脉论病开方,那位后来的王太医和之前能“穷病细论源”的张太医也是。尤其是张太医,在贾蓉欲先告诉他秦可卿病症时,他老中医范儿十足地推辞说:“依小弟的意思,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。我是初造尊府的,本也不晓得什么,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,小弟所以不得不来。如今看了脉息,看小弟说的是不是,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讲一讲,大家斟酌一个方,可用不可用,那时大爷再定夺。”语言表述相当谦逊,但其自负的形象也是呼之欲出了。曹雪芹在书中设置的情节,是让张太医大露了一把其切脉功夫的精深,似乎他已经在这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——但不管怎么说,片面夸大切脉的作用都是不科学的。当然,这种不科学,也不能归咎于曹雪芹,因为向来就有这么一股神化切脉作用的歪风。

蒲辅周对这股歪风在现代的情况,有所述评:“现在尚有少数患者看病,只伸手臂,考验医生三个指头、不叙病之根由,病情变化等,实为自误。亦有个别人,自视高明,闭目塞听,但凭切脉诊病,哗众取宠,缺乏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科学精神。”(《蒲辅周医疗经验》,第13-14页)“尚有”一词,说明这股歪风向来就有。在张太医、王太医、胡庸医身上,都能看到这股歪风,可知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,神化切脉作用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。再往前看,便有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的记载:“目不辨病者之色,耳不审病者之声,止凭方寸之脉,分阴阳,决生死,而庸医乃敢自信,可怪也。”(见陈诏《红楼梦小考》,第166-167页)“可怪也”三个字,表明朱彝尊的脑袋还不糊涂,他知道不能仅仅凭切脉就论病开方——但他的记载,也可见出他那个时代的医界流俗。再往前看,我们很容易想起明代万历二十年(1592)刊印的小说《西游记》(即世德堂本,系现存最早的《西游记》刊本)中有精彩的“悬丝诊脉”故事,这是将切脉的作用神化到了极致。再往前看,我们还能发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于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写下了一段针砭之言:“世之医、病两家,咸以脉为首务,不知脉乃四诊之末,谓之巧者尔。上士欲会其全,非备四诊不可!”(刘文龙等编著《濒湖脉学白话解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,第7页)这与蒲辅周的那段话,前后呼应,共同描绘出并指责了这股沿袭数百年的歪风。

由此可见,《红楼梦》里胡庸医、王太医、张太医之所以有“止凭方寸之脉,分阴阳,决生死”的做法,陈诏所说的“封建社会,男女大防,礼法森严”,固然是一个原因,但也只是针对女性患者而言的一个方面而已;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则是当时有一股神化切脉作用的歪风。《红楼梦》中的描写,是那个时代医界流俗的生动反映。那么,胡庸医也好,王太医也好,张太医也好,从中医诊断学的角度来说,大概都只能算是庸医了。

【附说】

本文“证”、“症”两字,看似十分混乱,实则因引文不同而有所差异。《中医临证备要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)第250页:“证字的正写应作‘證’,证和證本来两个字,训诂不同,习惯上多因简化借用……也有写作‘症’字,系‘證’字的俗写,在《康熙字典》里没有这字,《辞海》注为‘證,俗字’。可见目前中医所用‘證’、‘证’和‘症’,实际上是一个字和一个意义,正写应作‘證’,简写可作‘证’,也能俗写作‘症’。有认为‘证’指证候,‘症’指症状,把它们区别起来是没有根据的,而且在探讨文献时会发生错觉。”摘录于兹,一则是为本文辩白,二则可作《红楼梦》文本校勘之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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