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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提醒】篆刻美学初步形成的原因

篆刻美学初步形成的原因(2)

也有汇集当代名家作品而成谱者,明有张颧集辑文、何、苏宣、李流芳等廿二人的《承清馆印谱》,后又辑成《学山堂印谱》。谱中汇集明代六!一余家约二千方,真是集明代印人之大成的丛谱。但它制作完成都在清初叶。清中叶完成的有汪启椒所辑的《飞鸿堂印谱》。其后汇集印章越来越多,印谱也越来越厚大,如到1872年始成的陈介祺集辑的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荟萃了吴式芬、吴大澂等七家古印,一万零二百余方,成谱一百九十一册的巨型印谱。这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,即使从今日来看,也没有一部超越他的卷册数量。

还有咯好集谱的人士,终身乐此不疲,如清乾隆年间的汪启淑,平生主持集拓印谱,达二十八种之多,巨型的如《飞鸿堂印谱》1776年成、约八开本,全谱廿册,四}·卷,洋洋大观;小者如《锦囊印林》1754年成,共二册,长仅二寸余,宽一寸余,收印229方,其印如豆,真可算名副其实的锦囊袖珍本了。

印谱的产生,就是人们审美的结果。由于印谱的普及:又大大提高和促进篆刻艺术审美的发展与提高。

4.出土文物的启发

宋、元以后,出土文物渐多,旧出或新发现的钟、鼎、彝器等铭文、或砖、陶、瓦、璧、权、量、诏、版刻字等,为篆刻家逐渐打开了眼界,增加了对古器铭刻的艺术认识。有的逐渐吸收其铭刻文字的结构美或古拙质朴之趣而熔于印中,使篆刻美的内涵与趣味更为丰富醇厚。有的更能别开生面,自成一家。可说这也是篆刻家“印外求印”的重要方面。这些都成了篆刻成长壮大自成一体的营养素、催化剂。

最早有此记载的是吾丘衍的《三卜五举》,其三举曰:“学篆书必须博占,能识占器,则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,可以助人。”

二十五举日:“白文印,用崔子玉写《张平子碑》上字,及汉器上,并碑盖、印章等字,最为第一。”

这里吾丘衍提出了“博古”的修养,而几从印外的“《张平子碑》字”和“汉器、碑盖”上的字入印“最为第一”的卓越见解.并在《学占编·合用文藉品目》中较为详细地分类介绍了历代出土钟、鼎、款识、碑版、刻石、汉器、泉、志等存世情况。以及真伪订正等内容。

明朱修能在《印章要论》中也提出:“摹印家不精《石鼓》、款识等字,好此作诗人不曾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。”又说:“《泉志》载历代钱币之文,可考文字之变,”以商、周文字入汉印Fl章,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,虽不妨取裁,亦要浑融无迹。”在此不仅提到可用商、周古字,并提出运用的标准是统一谐调的“浑融无迹”。可惜他们的见解,井未引起当时印人的注意,从流传下来的当时印谱印章来看,却很少有这种古文的痕迹.偶尔有个别印章也确有夹杂.‘古文奇字”,但运用得极不成熟,更未达到“浑融无迹”的要求。

到了清代的康熙、乾隆、.嘉庆年间,地下出上的石刻、碑揭、铜器、砖瓦等古器物不断增加,金石考据之学大兴,研究者日多,这在客观.七造成了艺术变革的条件,为篆刻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“地下矿泉水”资源。而独具慧艰能发现这活水源头并加以汲取的要算邓石如。他吸取了秦、汉印及汉碑额、瓦当、砖款等文字,融汇贯通掺入他的篆污中,复以篆入印,后人评他“书从印入,印从书出’,故能别开生面。这正如他白己所说:‘余初以少温(李阳冰)为归,久而币其利病。于是以国山石刻,天发神谶文,三公山碑作其气,开毋石阉致其朴,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,石鼓文以鬯其致,彝器款识以尽其变,汉人碑颇以博其体,举秦汉之际零碑断额,靡不悉究。闭户数年,不敢是也。”(吴山子《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》中邓石如自述)吴让之也称赞说:“以汉碑入汉印,完白山人开之。所以独有千古。”从他的“疁城日长”、‘铁钩锁”等印中可见之。

与邓石如同时的蒋仁、黄易等人也注意到此,作了些探索。在他们的印款中可见到:

“获原世侄求作郡望印,即仿汉布,‘安阳’、‘平阳’为之,金石文字可变通,况皆以其他耶。”场“偶阅汉砖,巫仿瓦当文,以贻之明,余之不忘君也。”“摩掌占泉得此意趣。”

蒋仁、黄易等有仿汉人“碑额”、“仿汉布”、“得古泉意”等是很可贵的尝试,但他们在这个丰富的矿山边,未继续深探,未取得邓石如那样的成果。其他西伶八家中的丁敬也著有《武林金石录》,黄易有《小蓬莱阁金石文字》、赵之琛也为阮元刊刻的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作过重要的帮手,但可借他们都未能选好“开矿点”,找到“活水源头”。

到清末的赵之谦,他可算是一位有胆有识的“采矿工程师”。他不仅找到了开矿的最佳选点,同时源源不断地吸收这些矿产,加以熔化、铸成他划时代的艺术之塔.塔尖上闪烁着耀眼的创新的艺术之光,并照耀着后来的探矿者前进之路。他广泛地吸收当时已出土的各种文物铭文,从他印款中可见的有:

“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,为六百年抚印家立一门户。” (“松江沈树铺考藏印记’印款)

“从六国币求汉印,所谓取法乎上,仅得乎中也。’(“赵伪叔”印款)

“璐似六国币。”(“郑斋所藏’,图89)

“拟石鼓文.”(白文“沈树铺印’边款)

“法部君开褒斜道碑为均初刻,悲庵记.”(“灵寿华馆”边跋)

“汉镜多借竟字,取其省也,既就简并,仿佛象之.”(朱文印“竟山”边款,图90)

“无闷拟汉砖作.”(“郑斋”边款)

“法三公山碑为稼孙作”.(朱文“魏”所款)

“口向指天发神该碑,问摹印家能夺胎者,几人未之告也,

作此稍用其意,实禅国山碑法也。”(‘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”边跋)

从这些印跋中,我们可以见到,他所吸取的面己远远超越了朱简所说的以“商周文字人印”的设想,而是将一切可以吸取的出土存世的金石资料,都大胆地加以消化,融于印文之中。

吴昌硕也是善于从历代金石碑版等铭刻中吸取养料,铸成他浑朴苍劲雄伟的个人风貌.从印文款中可窥见:

“古匋器字拟之。”(“园丁”边款)

拟“古瓦字’.(朱文“晏庐”款)

取“秦诏权量”字意的有“聋缶”印;

“拟古铁印’的有“吴氏”

‘拟泉范字’的如“苦铁”、“石墨’;

“拟封泥”的如‘高密”、‘老击”

其他还有“仿汉砖文”,“仿汉碑额字”、“似汉官印之嵌银丝者”等等,不一而足。

与吴昌硕同时的黄牧甫,他接受赵之谦的启导,遵循他指引的道路,沿着三代、秦汉金文,旁及各种金石文字人印之路,纵深开拓前进,形成了他那种挺拔脸峻的线条,及平中寓奇,拙中藏巧的个人风格。如仿《校官碑》字的“纳粟为官”,“仿汉竟文”的“雪岑审定金石文字印”,尤其是他对刚出土的新鲜金石文字资料,更是“贪婪”地吞食着、咀嚼着,并消化之,成了他篆刻艺术中的新鲜血液。如他在“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推时上已”印款中记述:

“朱博残石出土未远,余至京师,先睹为快,隶法瘦劲,似汉人镌铜、碑揭中绝无而仅有者.余爱之甚,用七络购归,置案间耽玩久之,兴酣落笔,为蕴贞仿制此印,蕴贞见之,当知余用心之深也.”

从以卜所述的历代有独特凤貌的篆刻大家看,他们的成功因素之一,就是善于从历史文物中吸取各人所需的养料,寻求自己个性的发挥点,并不断丰富以臻成熟,赵之谦以六国币文入印,从而产生他刀“种峻挺的面貌;吴昌硕吸取了封泥、砖瓦的斑驳残损的特点,而造就他浑朴、雄厚的金石味的特殊美感;黄牧甫从汉金文中得到启发而形成他那挺劲多变的秀劲和雄奇美。因此,可以说地下出土文物的铭刻文字和它们特有的古朴苍浑之趣,不仅显示了不同大家的风格、面貌特征,同时也体现出篆刻艺术美的多样性和趋于成熟的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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